宋，广州股东纠纷律师，现执业于，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及司法操作经验。诚实信用，勤勉敬业，以“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服务宗旨。办案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业务功底扎实，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谈判辩护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畏艰险、奋力拼争，愿尽自己的所能，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不敢承诺案件的最终结果，但敢承诺办案尽心竭力!

离婚后股权纠纷

3月6日，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审结一起离婚夫妻为争夺公司股权引发的夫妻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原告周某自愿放弃其在某农机公司的股权，归被告邱某所有；被告邱某则给付原告周某20万元。

　　1990年12月，原告周某与被告邱某登记结婚。2001年11月26日，邱某、周某夫妇及案外人陈某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联合农机销售有限公司，其中周某出资25万元，邱某出资35万元，陈某出资35万元。2002年1月18日，周某、邱某因感情不和在海安县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签有离婚协议书一份，对家具、家电、存款、住房、子女抚养等问题均作了约定，但该协议对夫妻双方在农机公司的股权未予涉及。2003年1月8日，农机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讨论决定案外人陈某将所持公司股权35万元转让给邱某，全体股东包括周某均签字同意。2003年1月10日，买卖双方就上述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5年1月6日，周某突然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其在农机公司拥有50%的股份，并要求分割。

　　原告周某诉称，登记离婚时分割财产协议中未涉及公司股权问题是一种遗漏，同时陈某用于出资的35万元是向我们夫妇所借的，2003年1月10日陈某的转股行为只是以等额股份偿还了其所欠的债务，依照法律规定婚姻存续期间的股权和债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我在公司拥有50%的股权。

　　被告邱某辩称，陈某将股权转让给我时，原告周某表示同意并在转让协议上签了字，转让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离婚时，原告周某作为公司股东之一，明知公司股权的比例状况，并未明确提出分割要求，且财产分割时不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行为，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告周某未能就其所述案外人陈某系向原、被告借债投资提供证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登记离婚时，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对家庭共同财产已进行了分割。2002年1月18日，原、被告协议离婚时，双方均明知农机公司的财产状况，但在离婚协议中对该部分财产未予涉及，应当视为双方同意维持农机公司当时的财产状况。2003年1月8日，陈某将所持公司股权35万元转让给被告时，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均签字同意，嗣后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农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已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现原告主张分割该部分股权，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同时，原告周某起诉时超出了一年的法定期限，依法亦难以支持。但当事人自治是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考虑到双方曾是夫妻关系，未涉及处理的财产数额又比较大，法院建议双方协商处理纠纷。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了前述协议。

　　评析：本案涉及夫妻协议离婚后能否对遗漏处理的财产提出诉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解释第9条同时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基本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后就财产分割再次提出诉讼并得到实体支持的条件有：一是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行为；二是要求变更或撤销财产分割协议必须在离婚后一年内向法院提出。这个一年的期限为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有所不同，其不因任何事由中止、中断和延长。以上二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原告的诉讼请求才能得到支持。

　　对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对离婚协议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能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不存在上述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行为，就不应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当事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该财产的存在和实际占有状况，却不提出分割要求的，应视为其默认对方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放弃分割要求。如果当事人确实不知道该财产存在，而导致当事人未提出分割请求，引起遗漏分割的，应依法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司法实践中，大部分人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这一观点符合立法精神，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从本案的情况看，显然不符合婚姻法第47条规定的5种离婚后可再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情形；同时，原告周某明知农机公司的财产状况，但在离婚协议中对该部分财产未予涉及，应当视为双方同意维持农机公司当时的财产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第1款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被告邱某与案外人陈某的股权转让协议，经过包括原告周某在内的全体股东签字同意，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确认这种转让合法有效。原告周某提出案外人借债投资问题，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亦不能得到支持。即便此情形存在，离婚时其在明知债权的情况下未提出分割要求，依照法理精神也难以支持。

　　但意思自治是民法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当事人承认、变更或放弃自己的财产是法律赋予其应当享有的财产处分权。考虑到双方曾是夫妻关系，且法庭判断的事实仅是基于现有证据而已，从缓和社会矛盾出发，法庭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展开调解工作，并无不当。

法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法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这是股权转让限制中最为主要、最为复杂的一类，也是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冲击最为明显的一类。所谓依法律的股权转让限制，即各国法律对股权转让明文设置的条件限制。以我国公司企业法律为蓝本，结合有关国家的相关规定，依法律的股权转让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封闭性限制。这是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特殊限制。我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尽管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自由地转让出资，但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时，不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且其它原有股东还享有优先受让权。对股权转让的这一限制性规定，典型地预示着有限公司的封闭特性，并成为有限公司与其它公司形态、尤其是股份公司形态相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有限公司正是凭着对股权转让的这一限制措施，来满足那些追求封闭经营的投资者的需求，家庭型公司、中小型紧密投资者组合的公司，往往对此十分看重。这是有限公司形态具有广阔适用空间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凡有违封闭性限制的股权转让，不仅公司可以拒绝名义更换，而且此类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亦难以获得法律的支持。

2、发起人持股时间的限制。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该条款来源于台湾地区公司法。台湾公司法第163条第2项规定：“发起人之股份非于公司设立登记一年后，不得转让”。③与台湾地区相比，内地公司法对发起人持股时间的限制显然更为严格。综观其它各国公司法律，几乎皆无对发起人持股时间的限制规定，此类限制是否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呢支持派学者所提供的理由不外乎：发起人乃公司最重要的股东，对公司负有很重的设立，任其股权不加时间限制的转让，将影响公司的健全与信誉，并给发起人利用设立公司投机钻营、不当转移投资风险提供了便利。反对派学者则认为：对发起人股权转让限制，使发起人股东与其它股东受到不同等待遇，与股份公司股份自由转让的经济特性相违背，并且还使得原本有实力的投资者因担心此类限制而不愿全额投资，使投资市场受到影响。本文更倾向于反对派所提出的观点，对发起人股权转让的时间限制，的确无实际的意义，这从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原始股东的股权转让无需受到时间限制的做法中即可得到印证。正因此类限制并不具有可取性，故在处理此类股权转让纠纷时，可以相对宽松地允许此类股权的预约转让，至少应承认发起人于限制期内转让股权的债权效力，只要发起人股权于限制期内不进行实际的物权处分转让，即应维护此类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

3、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条件的限制。我国《公司法》第147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所持股份于任职期内不得转让。通说此项规定，无非是杜绝公司负责人利用任职便利获得的公司内部信息，从事不公平的内幕股权交易，从而损害其它非任职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司法实践中，对违反此类限制的股权转让协议，多认定为无效。但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97条、第227条规定：董事、监事在任职其间不得转让其1/2以上的股份，超过1/2时，董事、监事当然解任。④这样的规